两元女子宿舍

两元女子宿舍

作者:从玉华

人!全是人!20多个女人,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。“住宿24小时:2元”,这就是人头攒动的原因。

10年前,纪录片导演戚小光拍了部纪录片《女子宿舍》,纪录了城市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。这间位于吉林的女子宿舍已经消失,但挣扎的女性还在。看见她们。

戚小光扛着摄像机,原本是要拍一个“很主旋律”的题材,一个有爱心的女人做好事的故事。可是,当跟着这个女人左转右转进了一条胡同,顺着黑洞洞的楼梯上二楼,推开那扇铁门,他整个人惊呆了。
人!全是人!20多个女人,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。
床就像偷工减料的木匠随意搭成的,高低不平,有的床腿拿砖头、铁桶垫着。一个挨着一个的铺,铺上一条条打着补丁、抹布一样分不清底色的床单。外墙上贴着“上门打针”、“见证收款”、“高价收药”、“招聘”等花花绿绿的广告,其中一张A4纸写着:住宿24小时:2元。

2元,这就是人头攒动的原因!

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,戚小光突然“心里汹涌澎湃”,尽管处在同一座城市里,这却跟他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。

这个吉林省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,对农民工忙碌的场面一点儿也不陌生。他有时候也会想:夜幕降临时,他们像蚂蚁一样消失了,消失在哪里?这一次,他找到了“蚂蚁穴”,他决心拍这个“消失的故事”。
这一拍就是5年。搭档们一个个离开了,只有他坚持下来。到最后,他都数不清素材到底有多少,“反正一分钟不歇,电视至少能播上一个月”。

纪录片的名字很简单,取自这家旅馆阳台,蜘蛛网般的电线掩映下,一个不起眼的半米高的广告牌——女子宿舍。

一“哭!哭当啥用,白扯!”

张燕秒拖拉着3岁大的小芳找到这个半米高的广告牌时,是14年前一个冬天的上午,母女俩第一次进城的时候。

14年后这个盛夏的午后,她们仍然住在这里。床还是那张床,连床板上垫的海绵、纸壳子都没变过,唯一不同的是,45岁的张燕秒两个月前腿坏了,再爬不了上铺,小芳已经17岁,不再跟妈妈挤在一起睡,住在另一张床上,也要单花一份钱。

张燕秒第一次坐在这间宿舍时,跟人哭诉自己的丈夫死去,扔下两个月的女儿,草房土地被占,日子过得“像腌渍的烂白菜”一样。14年来,几乎每来一个新人,都会坐床头哭诉一番,哭诉的理由无外乎离婚、被打、亡夫、子女不孝顺……就像一个单项或多项选择题。可不用多久,就有人敲着床板,不耐烦地呵斥:“哭!哭当啥用,白扯!”

当这些眼泪顺着老妇人皱巴巴的脸、少妇花样的脸,甚至孩子光滑的脸,滑落时,戚小光从没有给过特写,甚至哭得太凶的镜头,他会删掉,因为“眼泪只是她们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”!

日子稍长些,这些苦命的女人不再说这是“难民营”,说这里是“常驻大使馆”,这里的女人不是“天使”,就是“大使”。这里的女人藏龙卧虎,能“上天入地”。上天就是能上工地盖楼,下地是能“修地球”。

这里寸土寸金。躺下时,真正属于她们的空间也就比一个人略大。所有人下地时,属于她们的空间不及她们的一双鞋子大。行李压在各自枕头下,因为把包寄存在老板娘住的4平方米的小屋,需要一个月支付10元。

这里只有一个水龙头,每天流出吸管般细细的自来水,女人们用它解渴、吃药、洗头、冲澡——哪怕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冬天,哪怕喝需要用热水化开的感冒冲剂。

钱是每天算的,老板娘挨个收钱时,有的从餐巾纸里掏出两个钢镚儿,有的解开裤子从内裤的口袋里掏钱,有的从随身的矿泉水瓶里扯出两张一元的纸票。

没有人会“阔气”地拍出一个月的住宿费。她们会像“候鸟”一样离开,一旦找到提供住处的打工地,她们就会搬家。等工地的活儿结束了,她们又会回到这里,寻找下一个打工地。这里就像驿站,像她们生活半径辐射开去的那个圆心。

一年又一年,周而复始。

二元女子宿舍

宿舍楼下就是劳动力广场。严格地说,这不是广场,而是4条胡同构成的十字路口。这里距离繁华并不是太远,具体来说,距离火车站步行5分钟,距离长途汽车站步行4分钟,距离吉林市医院500米。

胡同里有朝鲜小吃,有卖90元一斤人参的老店,有叫“桃姐”之类的数不清的职业中介。天晴时,胡同里摆满了小黑板,有招聘司机专栏、保姆专栏、出国打工专栏。

把镜头往后拉,再往后拉,这个亮着4盏灯的60多平方米的女子宿舍,就湮没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7层老楼里,湮没在这普通的巷道里,湮没在这400多万人口、满语意思是“松花江边的城池”的吉林市里。

二、“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,太老了!”

相比这个2元一天的居所,打工的老板提供给张燕秒们的住处要“敞亮得多”。

到黑龙江种稻子时,她们就住在田旁边的露天大棚子里,能看见满天星星。在乡下养猪,就自己在猪圈旁垒房子,“要多大有多大”。

10月一下雪,女人们能找的工作多是在餐厅刷碗,穿两双袜子套大胶鞋,站在到处是污水的地上不停地刷,那些碗怎么也刷不完,“一天17元”。

来钱最快的是上建筑工地,像男人一样筛沙子、捣灰、搬砖,一天赚70元。可这活儿,女人大多“吃不消”。

整个漫长的冬天,女子宿舍的女人都盼着雪快些融化,春天来了,地里就热腾了。

春天,她们可以住到农户家捡木耳,捡完这家捡那家,“扫荡整个村庄”。一天干14个小时,赚上50元。

夏天,她们可以坐票价7.50元的长途汽车,去一个叫乌喇街的地方剪毛葱。在农户家里剪,一毛钱一斤,在地里剪,一毛二一斤。不消说,女子宿舍同去的6个女人都选择了多赚这两分钱。她们要天不亮,走6里地到田头。等到黎明来临时,剪刀的“咔嚓”声已经在田地回响了。等到三天后,她们的口袋多了近100元钱。

如果手脚够麻利,掰苞米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一群人一字排开,边走边掰。在望不到头的大平原上,最快的人一天拿70元,最慢的人拿20元。

她们最最喜欢的还是在城里发广告,一天能赚65元。最暴富的一次,是老板娘带领大家去水泥厂种树,一天赚了95元,创了最高纪录。可再也没第二次了,人家说:“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,太老了!”

戚小光不拍这些宏大的“劳动场面”,因为这些大家都看得见。他更愿意守在那个逼仄的宿舍,等人回来。

人回来了,没活儿干,也不打紧,到楼下站着。

劳动力广场上,人们天然地分出区域来。男人站在马路的一边,女人站另一边,穿着皮鞋、开着小轿车的雇主就穿行在马路中间,雇主喊一句“焊工、瓦工”,就有一群人围上去,讨价还价,报价低的抢了报价高的单,就会发生拳头之争。这是几乎每天发生的事儿。

冬天,雪花飞舞,找活儿的男男女女把手抄在袖子里,找工作的牌子悬挂在手小臂处,冻得直跺脚。戚小光就踱在这人群里,等他把机器从大衣怀里掏出来时,有人拦着镜头喊:“拍什么拍,电影都是假的,只有战争片是真的。”

两元女子宿舍

张燕秒腿没疼之前,一直比较抢手,她不用站多久,就能找到活儿干。她关节粗大,看上去一身蛮力。

而她同屋,对角线床上的68岁的宋淑文,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她站在马路旁两个多月了,没有一个雇主跟她搭话,“她太老了”。

尽管出门前,她穿上了带花边的干净裤子,还用捡来的铅笔画了眉,用捡来的雪花膏,把脸涂得白白的,她跟人家说她只有“59岁”。

她有个秘密,连同住了十年的张燕秒也没告诉。一个月来,她的左眼疼得厉害,最初眯一晚还能好些,现在针扎一样疼,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,她滴了快10瓶眼药水了,也没见好。

“现在盼一天黑一天,眼前越来越黑了!”她叹着气,分不清眼里淌下的是泪水,还是药水。

因为一只眼,她的雪花膏涂不匀,左脸黑一块白一块,她给空矿泉水瓶灌水时,对不准口儿,洒了一地。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眼睛的事儿,她怕消息传到楼下的市场里,就“再也找不到工作了”。

这些打工者私底下的生活,正是戚小光想要的东西。但宋淑文始终躲着他的镜头,她拒绝“照相”,她说:“出来打工10年了,人都以为我发了大财,见笑呀!”

波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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